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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和內地的商貿交易頻繁 , 很多時相關的合約多訂明適用香港法律, 縱使合約很大情度是在中國內地履行. 這一方面可能由於合約的雙方或其中一方為香港公司或居民, 又或者可能雙方對香港的司法制度信心較大. 但對這些在內地執行卻適用香港法律的合約, 是否表示立約雙方都可不用理會是否違反內地法律? 香港終審法院最近在Ryder Industries Ltd v Chan Shui Woo ([2015] HKEC 2683, FACV 12 and 13 of 2015)一案中對此問題, 提供了權威性的答案, 亦確認了普通法下國際友誼(international comity)的原則,  根據此原則, 雖然合約訂明適用香港法, 然而若合約在中國內地履行時違反內地法律, …

隨著香港和澳大利亞政府於2017年4月起啓動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其目的是進一步加强两地已經十分活躍的貿易活動,)兩地的貿易量在雙邊協議締結後必然會爆發。不幸的是，隨著貿易的暴增，兩地貿易夥伴之間的爭端亦會随之出現。 本文希望簡要介紹在香港和澳大利亞任何一個司法管轄區獲得的民事判決是否可以在另一個司法管轄區執行。一般而言，由於澳大利亞和香港都是普通法地區，在其中任何一個司法管轄區獲得的民事判決都可以通過普通法或法規來執行。但由於通過普通法執行判決往往比較困難和復雜及存在不確定性, 本文只重點介紹在法規下的判決執行。 在澳大利亞執行香港民事判決 在澳大利亞，1991年的 ” Foreign Judgments Act” (境外判決法) 和1992年的 “Foreign Judgments Regulation (“境外判決規則”) 為在澳大利亞執行外國民事判決的程序和範圍提供了一個明確的平台。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境外判決法是一個聯邦法例，這意味著它適用於整個澳大利亞而不是若干的州分，因此，舉例來說，一旦根據該法確認了香港法院的判決在澳大利亞是受到承認, 它則可在任何州（或屬地）的最高法院登記並随之而對被告在澳大利亞任何地區的資產執行。 在境外判決規則的附表中，只有香港終審法院及高等法院（包含原訟庭及上訴庭）的判決是可登記的。因此，諸如香港區域法院或土地審裁處頒發的判決則不可登記。此外, 並非所有香港終審法院或高等法院的判決皆可登記。若要登記，判決必須是涉及金錢賠償的判決, 並且是最終的判決，但判決正等待上訴或與訟一方可能提出上訴並不影響判決的終局性。一旦有關判決獲得承認, 它則可在多於一個州同時登記。 香港判決必須在頒發或最後上訴判決後的6年內登記, 而登記後，香港的判決可以像澳大利亞的判決一樣執行。 在香港執行澳大利亞民事判決 根據香港的《外地判決(交互強制執行)條例》第3條及《外地判決(交互強制執行)令》附表1，澳大利亞的最高法院，聯邦法院及州高等法院的民事判決均可在香港高等法院原訟庭登記，登記後可如原訟庭判決一樣在港執行。 香港的境外判決執行制度與澳大利亞的有很多相似之處。兩種制度僅適用於境外涉及金錢賠償的判決，兩者均需在判決頒發後的6年內登記，而兩者亦規定, 相關判決在其註冊之前必須是最終的判決，但判決正等待上訴或與訟一方可能提出上訴並不影響判決的終局性。 一個有趣的區別在於，香港的判決在澳大利亞的任何州都是可以登記的，但澳大利亞的判決在香港以外的中國其他地區則不能登記的。眾所周知，這是因為香港與中國其他地區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法域。由於中國內地與澳大利亞之間的貿易往來和商業交往近年來日益頻繁，而外國的判決在中國大陸的執行上基本難以越雷池半步, 這裡因而出現了一個重要的（但懸而未決的）問題: 在香港根據《外地判決(交互強制執行)條例》登記的澳大利亞判決（從而成為香港的判決），是否可按照由中港兩地政府於2008年實施的《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當事人協議管轄的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安排”） …

引言 簡單來說，內幕交易就是由已經獲得相關證券或金融產品的重要非公開信息的人進行的交易。即使在最成熟的金融市場，內幕交易也是一個普遍的現象，特別是在最近十年間，互聯網的普及以及金融產品的創新為這種隱秘的活動增加了檢測，執法和起訴的複雜性和難度。 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隨著這種非法活動日益複雜化，反內幕交易法在近乎所有先進的金融市場也變得更加精密，其中包括澳大利亞和香港這兩個區域性的金融中心，而兩者均是普通法的地區。 他們各自的制度有很多共同點，但筆者認為，香港在某些重要方面落後於澳大利亞。 有鑑於這個題目的廣泛性，本文將重點討論以下幾方面：（一）禁止內幕交易的理論基礎; （二）兩地的基本監管架構; （三）禁止條文的主要內容; （四）在收購合併中的內幕交易。 澳洲內幕交易法見於其公司法（Corporations Act, “CA”)），且由澳洲證券投資委員會（”ASIC”）執行。 香港則載於《證券及期貨條例》，由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證監會 ）執行。 禁止內幕交易的理論基礎 傳統上有四種理論支持禁止內幕交易：（一）違反誠信(fiduciary)責任、（二）挪用(misappropriation)或詐騙公司財產、（三）獲取信息能力的平等性; 和（四）維持金融市場秩序。 這四個理論各有長短。 例如，違反誠信責任理論就不能支持不壽誠信責任約束的人仕, 如上市公司的大股東(因為在英美法系的法律觀點認為, 股東是資本家(capitalist), 在參與公司事務上可以只考慮本身的利益, 因而不像董事一樣受誠信責任約束)。 但據筆者的觀察，最近在香港和澳洲的一些重大案件中, 兩地的法院均把禁止內幕交易的理論基礎定於詐騙和維持金融市場秩序之上。 無獨有偶, 港澳兩地近年均發生了涉及內幕交易的大案, 而兩宗案件都涉及華裔人士, 而兩地法院都在案中下達最長的刑期。 在澳大利亞，在轟動一時的R v. Xiao 案件中，被告是中國前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手下劉漢在澳洲的漢龍礦業的董事，漢龍礦業準備在澳洲收購兩家上市礦業公司, 被告在收購公佈前大舉買入這兩家公司的股份, 還為購買的股份進行了股份融資。 他被新南威爾士州最高法院判處澳洲內幕交易案件最長的判刑的8年判刑，在判詞當中, 法庭強調的是，（一）內幕交易是欺詐的一種，和（二） 內幕交易侵蝕公眾對市場公平，有序，透明操作的信心，這不僅有可能削弱市場的操守，更可能減低投資者對商業世界運作的整體信心 。 而在香港, 在香港特區 訴 杜軍一案中，被告是摩根士丹利亞洲的執行董事, 該公司當時代表中國龍頭國企中信集團旗下在香港上市的資源業務旗艦中信資源有限公司, 中信資源準備向其母公司收購若干在哈薩克的油田。被告是當時摩根士丹利負責此交易的團隊成員，他在收購公佈前大舉買入中信資源的股份，因而獲得2330萬港元的巨額利潤。 在此案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