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區政府在5月8日公佈, 為積極配合創科業界在延攬人才方面的需要，推出「科技人才入境計劃」，為輸入海外和內地科研人才，實施快速處理安排。申請成功的科技公司／機構，可獲配給輸入人才的配額。計劃以先導形式推行，為期三年。首個運作年度輸入最多1000名科技人才。 計劃會先適用於在香港科技園公司（科技園公司）及數碼港從事生物科技、人工智能、網絡安全、機械人技術、數據分析、金融科技及材料科學的租戶和培育公司。合 資 格 科 技 公 司 ／ 機 構 須 先 申 請 配 額 ， 獲 發 配 額 的 公 司 ／ 機 構 可 …
唐漢博為中國公民但在香港居住。在2016年3月香港證監會就其買賣中國鋁業股票的交易展開調查，在調查過程中, 港證監發現唐漢博和他太太在買賣其他兩間香港上市公司中有可能違反香港的《證券及期貨條例》及《收購合併守則》。與此同時，中國證監會也就唐漢博及另一人因買賣一家上海上市公司的股票而涉嫌擾亂市場的行為進行調查。 2016年6月，中國證監會發函給香港證監會請求提供協助。在收到中國證監會的請求後，香港證監會向裁判官成功申請搜查令，並在進行搜查時，香港證監會的調查員在唐漢博位於香港的住宅內檢取了手提電腦、手提電話以及相關檔。 在申請搜查令時，香港證監會僅告知裁判官該搜查令旨在調查違反香港法律及監管守則的行為，並未披露中國證監會的調查情況，亦沒有提及中國證監會對唐漢博及所獲材料的關注。但是在執行搜查時，香港證監會的調查員曾試圖讓中國證監會的辦案人員與唐漢博通話, 並向中國證監會的辦案人員及時報告被檢取的材料及在查獲電腦內的資料。 搜查結束後，中國證監會向香港證監會發出了數封請求協助函。香港證監會隨後根據請求將所需求的材料（其中包括搜查所獲材料）交給了中國證監會。2017年3月10日，中國證監會根據早前發出的通知召開了聽證會，當中提及了該搜查及香港證監會在搜查中所檢取的材料。中國證監會最終決定處罰唐漢博及其他涉案人，合共罰款及沒收12億人民幣(見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12/201703/t20170310_313477.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12/201703/t20170310_313477.htm) 。 12億人民幣的罰款不可能說不巨大，但奇怪的是唐漢博似乎沒有挑戰中證監的裁決，卻入稟香港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裁判司向港證監頒發搜查令的合法性。唐漢博的理據是，港證監在申請搜查令時沒有向法院如實披露其目的是協助中證監的調查。唐漢博顯然並不知道，港證監 在收到中證監的要求前已經對其展開調查。港證監的回應是，港證監本身在香港法例下就有權因應境外監管機構的請求而展開調查，亦有權向境外監管機構提供搜查得到的檔，所以根本無需向法院隱瞞。香港高等法院最終接納港證監的辯解，認為港證監根本沒有必要隱瞞。 根據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第186條的規定，香港證監會在適當的情況下有權向香港以外的其他監管機構（例如中國證監會）提供調查協助。香港證監會亦經常據此協助外地的監管機構進行調查。 本案確認，即使香港證監會本來因其調查而獲取材料，香港證監會其後亦可將該等材料轉交給中國證監會。 隨著滬港通和深港通交易量的不斷上升，香港證監會與中國證監會的合作將繼續增加。 在一篇2017年6月發佈的新聞稿中(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jcj/gzdt/201708/t20170821_322442.html )，中國證監會披露了自2014年11月滬港通實施以來，該會已與香港證監會進行了365項跨境執法合作。唐漢博的案件也進一步證實了香港證監會與中國證監會在相互協助調查方面日漸緊密的合作。
在2014年港交所因阿里巴巴存在同股不同權架構否決其申請上市後，對是否容許同股不同權公司在港上市引起極大爭議。之後，香港特區政府多名財金官員對阿里巴巴最终未能在港上市深表惋惜亦頗有微詞。 在這樣的背景下, 繼去年底港交所就同股不同權概念文件公佈諮詢結果後，在本年2月23日港交所正式就同股不同權的具體條文及方案推出諮詢文件，若具體方案獲得支持，港交所將修訂香港的上市規則，加入新的第8A章容許存在同股不同權架構的公司根據第8A章的規範在香港上市。以目前的形勢看，落實同股不同權公司上市機制是勢在必行，因為港交所要把握、迎接下一浪的中國創新企業在香港上市的機遇，所以很可能港交所在諮詢後作出若干微調，然後在本年中正式落實。 以下是港交所諮詢文件中，就同股不同權公司上市機制具體方案的扼要介紹: 公司性質：申請人必須是創新產業公司。創新產業公司應具備多於一項的下述特點： 能證明公司成功營運有賴其核心業務應用了(1)新科技；(2)創新理念；及╱或(3)新業務模式，亦以此令該公司有別於現有行業競爭者； 研發為公司貢獻一大部分的預期價值，亦是公司的主要業務及佔去大部分開支； 能證明公司成功營運有賴其獨有的業務特點或知識產權；及╱或 相對於有形資產總值，公司的市值╱無形資產總值極高。 2. 公司業務成功：申請人必須能證明其有高增長業務的紀錄，可利用業務活動、用戶、客戶、單位銷售、收益、盈利及╱或市場價值（如適用）等營運數據客觀計量，及證明高增長軌跡預期可持續。 3. 不同投票權受益人的貢獻：公司價值主要來自或依賴無形的人力資源，每名不同投票權受益人的技能、知識及╱或戰略方針均對推動公司業務增長有重大貢獻。 4. 不同投票權受益人的角色： 每名不同投票權受益人必須為個人, 並均積極參與業務營運的行政事務，為業務持續增長作出重大貢獻；及 發行人上市時，每名不同投票權受益人必須都是其董事。 5. 外界認可：申請人必須已曾得到最少一名資深投資者提供相當數額的第三 方投資（不只是象徵式投資），且至進行首次公開招股時仍未撤回投資。該等投資者於上市時的總投資額最少有50%要保留至首次公開招股後滿六個月。 6. 港交所擬初期將可採用不同投票權架構申請上市的公司限於上市時預期市值不少於100 億港元的公司。如不同投票權架構申請人上市時的預期市值少於400億港元，港交所亦會要求該申請人在最近一個經審計會計年度錄得不少於10 億港元的收益。這樣的話，只有業務成熟及知名度高、已得到最少一名資深投資者作出重大投資的公司，方合資格申請上市。 7. 上市後，不同投票權發行人不得提高已發行的不同投票權比重，亦不得增發任何不同投票權股份。倘按比例向全體股東發售股份（即供股或公開發售）又或透過以股代息或股份分拆（或類似交易）的方式按比例發行證券，不同投票權受益人可按比例認購不同投票權股份維持投票權，前提是其後已發行的不同投票權比例不會高於進行公司行動前的不同投票權比例。 8. 港交所將規定，不同投票權公司中所有受益人，他們合計必須實益擁有申請人首次上市時已發行股本總額至少10%但最多不超過50%的相關經濟利益，以確保公司上市時，所有不同投票權受益人整體持有的經濟利益（按價值而言）不致過少，若干程度上劃一其與其他股東的利益。然而，港交所不擬於公司上市後持續施加此規定。 9. …
二零一七年是中澳關係動蕩的一年，這一年不僅見證了一些澳大利亞親中政客在接受華商非法捐款醜聞中下台，而且也引發了備受爭議的反間諜活動和外國干涉法，而這些法律顯然是針對被懷疑的中國滲透澳大利亞的政治活動。這種趨勢將持續到2018年。因此，新年伊始，澳大利亞財長已經急不及待宣佈限制外商收購農地的更嚴厲措施。雖然新的措施普遍適用於所有的外國投資者，但一般認為主要是針對中國的。 中國投資者在農地上的興趣與日俱增 在2016年來，中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搶購澳大利亞農地。僅在2016年，根據最新的澳大利亞“農地外國所有權登記冊”，中國在澳大利亞農地的權益已經增加了十倍，達到了一千四百四十萬公頃。這使得中國僅次於英國，成為外資擁有澳大利亞農地排名中位居第二，但普遍預計中國今年將超過英國。去年8月，中國政府對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行新的限制，但這似乎沒有減低中國投資者對澳大利亞農地的興趣。 2017年8月，中國國務院制定了新的中國企業海外投資規則，將其劃分為“禁止”，“限制”和“鼓勵”三類。禁止類包括賭場和軍事技術，而限制包括酒店和房地產開發。但是鼓勵農業和基礎設施投資。所以新政策反而對中國商人投資澳大利亞農地產生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 中國投資者搶奪澳大利亞農地自然引起了當地人的擔憂和戒心。所以，儘管外商所擁有的農地中佔了80％是以租賃形式持有，而非永久地，但當地人要求加強限制外資擁有農地的呼聲卻甚囂塵上。這種仇外情緒最為明顯地反映在中國投資者收購澳大利亞最大農地主基德曼公司(Kidman & Co.)一案上。 基德曼公司收購 基德曼是澳大利亞最大的私人土地所有者，擁有澳大利亞土地總面積約1.3％，佔澳大利亞農業用地的2.5％。它擁有10個牛站，包括跨越南澳大利亞，西澳大利亞，北領地和昆士蘭的地塊，面積達101,411平方公里，管理著18.5萬頭牛。基德曼的牛站之一Anna Creek也是澳大利亞最大的單一地塊。更重要的是，該地塊中的50％土地處於南澳敏感的軍事地區，這個軍事地區對澳洲的國防尤其重要。 基德曼所持有的資產的獨特性自然引起野心勃勃和資金充裕的中國投資者垂涎。第一輪招標簡直是中國投資者之間的一場內鬥，特別是中國投資公司Genius Link Asset Management及其競爭對手上海鵬欣。但澳大利亞這個標誌性資產引起了中資買家強烈興趣的同時，更加掀起了澳大利亞社會上及政界的廣泛討論和關注。這最終導致澳大利亞財長第一次否決交易，理由是交易不符國家利益。但這並沒有減低中國投資者的興趣。第二輪的票書來自中國大康集團牽頭的財團，大康持股比例為80％，當地投資者持有其餘的20％。但這個組合又再一次被財長否決。 到第三次入標時，中澳投資者調整了在項目上的佔股比例後才最終獲得財長的批准。此次牽頭的是澳大利亞女首富Gina Rinehart，佔股比例為67%，中方的比例則縮水到33%。更重要的是，處於軍事用地的地塊被剝離並賣給當地的投資者。顯然，這次的交易結構是經過小心的重組，首先將中方的持股比重減至少數，同時亦把軍事用地剔除，已減輕當地人的政治憂慮，可謂用心良苦。但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這筆交易是否能夠獲得批准還是值得懷疑的。基德曼的交易對中國投資者來說只可說是一個慘勝。 更嚴格的措施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澳大利亞政府在今年2月宣佈了更為嚴厲的措施以限制外商收購農地，主要方針是中澳投資者公平競爭。 以目前的規例來說，如果外國人的農業土地累計價值超過1500萬美元，外國人（不包括外國政府投資者）對農業用地的投資一般需要批准，但澳大利亞的貿易協定夥伴國所屬的外商則例外。所有外國政府投資者收購農地，不論價值是多少均一律需要獲得批准。 如果超過1500萬美元這個門檻，澳大利亞財長可以無條件批准、有條件批准或否決交易，主要考慮是交易是否符合國家利益。 作為國家利益考慮的一部分，外商投資委員會將考慮澳大利亞本地人是否有機會參與購買同一塊農地，同時亦會考慮考慮銷售過程的公開性和透明度。一般來說，對於沒有公開出售和沒有廣泛推銷超過30日的農地交易，不予批准。這一要求的目的是確保澳大利亞當地人有足夠的機會在任何農地的銷售過程中參與。 公開、透明的銷售流程意味著： 使用澳大利亞當地投標者能合理進入的渠道，對農地作出公開的銷售及廣告推廣（例如在廣泛使用的房地產網站或大型地區/國家報紙上刊登廣告）; 農地已被推廣/以廣告推銷至少30天; 及 在農地仍然待售的情況下，所有人有公平的機會入標或提出要約。 結語 中澳關係惡化可能會持續到今年。中國投資者欲收購澳大利亞重大資產（不限於農業用地），都必將引起外商投資委員會的嚴密審查，以回應澳大利亞人民的政治憂慮。首選的策略是仿效中國投資者持有少數股權的基德曼模式，並在管理中扮演被動投資者的角色；任何敏感或具戰略意義的資產都應該被剝離。當然還有聘請一位優秀的公關經理並保持低調！
自2018年3月1日起，在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上市公司除外）須在其註冊辦事處備存重要控制人登記冊。本文將扼要介紹新頒布的《公司條例》 第12章2A部分，有關重要控制人登記冊的要求，以及其主要影響。 適用性 新的修訂將適用於根據《公司條例》成立的所有公司，不論是股份或擔保有限公司，還是無限公司，但不包括非香港公司(即在香港登記但在境外成立的公司)和上市公司。 法例要求 重要控制人登記冊必須存放在相關公司的香港註冊辦事處或其他在香港境內的地方，公司必須通過提交NR2表格通知公司註冊處其存放重要控制人登記冊的地點。新法主要要求相關公司： 1.在公司的註冊辦事處或指定地點存放重要控制人登記冊（”SCR”）; 2.採取合理步驟確定公司的重要控制人，包括發出通知並獲取所需的詳細資料; 3.在SCR中填寫其重要控制人的詳細資料; 4.更新SCR中所需的詳細資料; 及 5.向執法人員及重要控制人提供SCR及其副本以供查閱。 引入這些新措施的原因，是為了提高香港註冊公司的實益擁有權的透明度，以履行香港在反洗黑錢及反恐怖分子融資方面的國際義務。因此，值得注意的是，SCR只供執法人員查閱，其中包括香港警方，公司註冊處，廉政公署，證監會等人員等，亦不適用於上市公司。 根據新法，公司必須在SCR上填寫重要控制人的姓名，地址，身份證號碼，成為控制人的日期以及對公司所施加的控制的性質等詳細資料。重要的控制人可以是自然人或法人。這些要求都不複雜，關鍵是如何確定誰是重要控制人。 在這個問題上，新法律規定了五個條件，如果符合其中之一項，那麼這個人就是一個重要控制人： 1.該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的25％以上; 2.該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公司超過25％的表決權; 3.該人直接或間接持有任命或罷免公司大多數董事的權利; 4.該人有權對公司行使或者實際行使重大影響或者控制; 或 5.該人有權利或實際上對某信託或商號的活動發揮或行使重大影響力或控制，而該信託或商號並不是法人，但該信託的受託人或商號的成員(以其作為信託受託人或商號成員的身分)，就該公司而言符合首4個條件中的任何1個條件。 根據新法，公司需要採取合理的步驟來確定其重要控制人，其中包括檢視 所 有 可 供 查 閱 的 文 …
在現代的軍事上，脈衝炸彈的作用及威力無庸置疑。它可以瞬間癱瘓敵人的電子設備，使敵人喪失作戰能力。在普通法地區，馬瑞亞禁制令(Mareva Injunction)的作用實在與脈衝彈有異曲同工之妙， 因為其性質其實是一個資產凍結令 。 禁制令的性質 馬瑞亞禁制令的名稱源自英國1975年 Mareva Compania Naviera SA v International Bulkcarriers SA一案，之後在所有普通法地區的法院，如英、美，加拿大、澳洲、紐西蘭、香港、星加坡等被廣泛肯定和採用。此種禁制令有幾個特點：第一、他是一種臨時性(interim)並從屬於主訴訟的法律濟助(interim relief)，作用是防止訴訟一方(通常是被告)在判決之前轉移資產，以逃避判決責任，所以類似國內的訴訟保全; 第二、在起始時，申請是單方面的(ex parte)，亦即是法院只聽取申請人的陳述，被告沒權出席聆訊，被告是要到禁制令發出並送達給他後才知道禁制令的存在，這種機制是要防止被告知道原告申請禁制令時立刻轉移資產。為了平衡被告的權利, 這種禁制令因此規定被告有權在禁制令發出28天後向法院申請解除。所以這種先凍結資28天才到被告申請解除的機制，對被告的震懾力及特襲性十分大; 第三、此种禁制令是針對個人而非財產的，所以若果被告違反禁令轉移資產，資產的轉讓未必無效但被告則會犯了藐視法庭罪， 可被罰款或監禁。 第四、禁制令可以涵蓋訴訟方以外的第三方，例如銀行或上市公司的股票過戶處(registrar)，前提是第三方必須獲告知禁制令的內容。第五、 禁制令不單可以包括法院所在地的被告資產，還可以擴展到被告全球的資產，這種禁制令即稱為環球馬瑞亞禁制令(global mareva injunction)。 申請禁制令的條件 由於此類禁制令對被告十分嚴苛，所以法院為平衡、保障被告的權益亦相對設定比較嚴格的頒發條件：(1) 原告必須證明他在主訴訟中有比較強的訴訟理由(good arguable case)， 但這並不表示原告人需要證明他在主訴訟中必然會勝出 …
任何普通法地區的律師，對不妨礙權益(without prejudice)函的性質及運用均不會陌生。 不妨礙權益通訊(without prejudice communications)本來就是證據法的一門，其用意就是要鼓勵民事訴訟的和解，所以規定民事訴訟的與訟一方，若向其他方提出或洽談庭外和解時, 在書信往來或言談溝通時標明或聲明為不妨礙權益(without prejudice)，則相關信函或口頭商討內容，不能呈堂。這樣一來, 訴訟方即可在庭外和解談判中，暢所欲言，無須擔憂日後一旦庭外和解談不攏而繼續進行訴訟時，在書面或口頭所寫所說的，會被對方用作為承認責任的證據。舉例來說，在一宗涉及交通意外的民事索償公司中, 原告為路上途人, 被一輛私家車撞傷, 因而向司機追討賠償一百萬元, 在訴訟展開不久後被告人的律師認為被告司機確實有責任, 但不至於需要賠償一百萬元, 所以他向原告律師以書面提出以50萬和解, 在該提出和解的信函上被告律師應該標上不妨礙權益(without prejudice), 否則若原告律師不接受和解建議時, 他可以把被告的和解建議函, 呈交法庭作為被告承認50萬賠償責任的證據, 而立刻要求法院頒發50萬賠償的判決。 但不能夠呈堂這個原則也不是絕對的, 若信函或通訊內容涉及欺詐或其他刑事罪行, 則該等信函或通訊內容仍是可以呈堂以舉證該等刑事罪行; 另外, 若信函標明為 “不妨礙權益, 訟費除外(without prejudice, save as …
“並非違法, 卻仍然是錯” 一個有關中國代購在澳洲Coles超市搶購奶粉的視訊片段最近在網上瘋傳。 這些代購的行為明顯地把當地澳洲人惹火了, 因而拍下片段上載到Youtube, 從影片所見, 中國代購語帶挑釁地問那個澳洲人這種囤積居奇的行為是否違法? 澳洲人則回答, 雖然並沒有違法, 卻仍然是錯 (It’s not illegal, but is still wrong!)。 中國的代購近年在世界各地大行其道, 但同樣地引起不少風波。所謂代購, 其實就是代他人購買的意思, 他們一般是中國的留學生、 遊客或者是已經移民到外地的華僑, 大多數是兼職, 但也有全職。代購的產生其實是源於中國近年經濟不斷向上發展， 中產階級興起， 他們對海外食品的質素及安全比較有信心，因而推高這些入口貨品在中國的售價, 同時亦產生同樣貨品在大陸市場與原產地市場巨大的價差, 因而令到代購有鉅利可圖。而就澳洲而言, 澳洲的奶類產品, 特別是嬰兒奶粉, …
悉尼雖然沒有像香港一樣獲得購物天堂的美譽, 但禮物卡的發行卻大行其道 。過節時送贈或收到禮物卡本來是一大樂事，但購物卡被愈期作廢或無理扣減價值 ，卻令消費者有被騙的感覺。但這個情況將會獲得改善。 新州就禮物卡發行條件即將推出新的改革。 1987年的公平貿易法(Fair Trade Act)的修正案預算在本年10月呈交新州國會。若法案獲得通過, 以後在新州出售的禮物卡必須有最少三年的使用期，相關企業亦不能在售卡後扣取行政費用，從而減少卡的儲值。 新州創新及監管部長說，新州出售的大部分禮物卡只有12個月的限期, 而有8%的消費者沒有在期限前用盡儲值 ，這樣的意味著新州的消費者每年損失數以千萬計 。
罷免董事的原因不一而足, 這些包括董事力有不逮，與其他董事或同事不和, 或涉及其行為失當包括違反誠信責任等等。 一般來說，只有股東才能罷免董事，原因在於董事被視為公司或股東整體的準代理人，因此只有股東作為主事人才有權對其進行解僱。而事實上, 股東罷免董事並不需要提供任何理由。 在香港，相關的法律載於《公司條例》第466條中，該條規定儘管公司的章程或董事和公司之間的任何協議有相反規定，公司股東可在股東大會上通過普通決議案罷免董事。第462條同樣適用於私人公司及上市公司。但同時，第466條亦給予相關董事出席股東大會並作出申辯的權利，而他亦有權要求在股東會前向股東傳閱他的書面陳述。 在澳大利亞，這方面的法律則比較寬鬆和靈活，因為它區分了私人公司和上市公司。就上市公司而言，其要求和程序與香港差不多，澳大利亞的《公司法》第203D（1）條規定，上市公司董事只能由股東罷免，而相關的董事亦有同樣的申辯和作出書面陳述的權利。但是，如果公司是私人公司，那麼第203C條則訂明公司可通過其章程規定，以股東會的決議或董事會決議罷免董事。 通常情況下，私人公司的股東(或最少是大股東)在董事會內都有與其持股量成正比的董事代表。因此, 如果董事會能通過罷免董事的決議, 則股東會亦很大可能通過同樣的決議。但這對於上市公司來說則並非必然。因此，通過區分私人公司和上市公司，澳大利亞法律為私人公司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和靈活性，可以節省召開股東大會的時間和成本。
English
简体